吴国桢和周恩来均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前者曾留美获博士学位，作为蒋介石的密切追随者，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后者在留法勤工俭学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协助毛泽东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俩在少年时代是交谊颇深的挚友正规配资平台app，成年后却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其关系的演变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探讨两人交往过程的文章不少，但均非学术之作，材料也多出自道听途说。
本文作者立足于吴国桢公开发表及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力求描绘出吴国桢心中的周恩来形象，并着重展现二人数十载友谊与并肩作战的复杂纠葛。
原上海市长吴国桢
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峙之，于1903年10月21日诞生于湖北建始之地。周恩来，字翔宇，则是在1898年3月5日，于江苏淮安降生。命运的安排让两位少年携手成为了天津南开中学——这位由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所创办的学府——的同窗。
吴国桢在1914年夏季踏入校门，年仅十一岁，成为全校年纪最轻的学生，被誉为“小吴”，并被分入己一班。周恩来则位列丁二班，相较于吴国桢，他提前一年来到了学校。尽管吴国桢与周恩来并非同窗，且年龄相差五载，然而他们之间却悄然织就了一份深厚的友谊。实际上，这位特殊圈子中，还有一位名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情温和，学业成绩斐然，年龄恰好在吴与周之间。吴国桢回忆道：“在至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三人不仅共享了大部分的闲暇时光，更在心灵深处交换了彼此的思想和青春的理想”，“我们三人在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看法上总能达成共识”，以至于旁人常戏称我们为“三剑客”。而我们也曾一度模仿《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情景。共同的认知源于一致的思想根基与意识形态，三位孩童均沐浴在儒学教义的深远熏陶之中。在吴氏眼中，周恩来当时被视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孔子信徒，他绝料想不到这位人物日后竟会转变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
周恩来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在中文课上成绩斐然，名列榜首。他曾参与过演讲赛事，然而彼时的他并不具备出色的演说才华，嗓音过于尖锐，最终仅获得第五名的成绩。他却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在南开大学创立了一社团，其名颇具趣味，称作“敬业乐群会”。他对我格外青睐，那时我不过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于是他特意在社团内设立了一个童子部，并任命我为部长。自那时起，我养成了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他时常翻阅我的日记，对其内容倍加珍视，更是在社团的月刊中将我的日记内容公诸于众。他无疑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活跃于学校的话剧社团之中。他容貌俊秀，嗓音尖细，每逢我们排演戏剧，他总是担当女主角的角色。他邀请我加入剧社，然而，我自认演技平平，似乎找不到适合我的角色。然而，他巧妙地安排，让我担当一位夫人的贴身小厮，这个角色根本无需过多表演。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角色扮演者，每年南开都会上演一部剧目，该演出面向广大公众。她表演得如此精湛，以至于时常收到众多粉丝寄来的充满敬仰的信件。
经考究相关史料，吴氏所述实为精准。在求学时期，周恩来同学的作文屡次得到老师的赞誉，被批注“传观”二字，且其所获的国文奖项至少四项，包括丁二班国文传观竞赛的第二名。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写国文最优。（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1916年5月）毕业考试国文最优（1917年6月）。
周亦热衷于投身各类课外活动，1916年10月初，在一场校内演讲比赛中，他脱颖而出，荣获第五名，前四名依次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与孔繁矞。而敬业乐群会，则是由周恩来与二十余位同学于1914年3月共同创立，张瑞峰担任首任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周恩来则担任智育部长。随后，他先后担任了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以及《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5年夏日，童子部正式成立，旨在吸纳十五岁以下之低年级生参与其中。周恩来同志担任该部的指导工作，李福景先生出任部长之职，吴国桢先生则成为部门内的核心干部。
周恩来南开中学时期
周恩来曾是南开中学新剧团的核心成员，积极参与编剧、导演与布景工作，且在多部新剧中担任主演。后来，他被著名剧作家曹禺誉为“革命话剧的先行者”。正值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风潮中，以反封建为核心的新剧形式，作为传统旧剧的鲜明对立面，被广泛提倡。南开校园内新剧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校长张伯苓的大力推动。其上演的剧目多从现实生活汲取灵感，兼具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高超的艺术价值，深受校内校外观众的喜爱。然而，鉴于社会风气尚未完全开放，男女演员不得同台献艺，因此女角均由男演员担任。在剧中，周恩来扮演了多部女主角的角色。诸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里的范蕙娘、《华娥传》里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以及《醒》中的冯君之妹等人物形象，亦颇为引人注目。纵然周恩来投身于业余戏剧领域，却因演技出众而声名鹊起，不仅在当地天津备受赞誉，其名望亦远播至京城与申城，声誉斐然。实际上，南开众多师生投身于这些剧目的排演之中。吴国桢虽位列其中，但所扮演的均为配角，诸如在《一元钱》中饰演秋葵，在《仇大娘》中扮演仇禄，以及在《恩冤缘》中出演烧香的小孩等。
身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周恩来在1916年10月的第五期中，确实发表了吴国桢的若干日记摘录，并在其旁附以篇幅颇长的评述。
踏入南开校园，置身于人群之中，结识的朋友日渐增多……然而，能够以纯真相待，如同手足之情的朋友，却寥寥无几。其中，二人尤为突出。一位是李新慧（字福景），另一位是吴峙之（字国桢）。新慧较峙之年长三岁，她聪慧过人，非凡俗之辈。岁值十三，初入南开尚在十一之龄。彼时，我初见即认定其为非凡之才。相识日久，方识得峙之之才，实乃勤学苦练之结晶。他自幼禀赋非凡，加之家庭教育的熏陶与磨砺，才得以修炼成器，犹如良玉之质。细读峙之的家训，翻阅峙之的日记，不禁感叹其修养之深厚，未来成就之无限可期。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感慨，世间的子弟们，确实应当以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基础，方能奠定坚实的成长基石。非独如此，我在新慧与峙之的相处中，始终保持着一片诚挚之心。每当我见到新慧，便忍不住将愁绪化作喜悦，敞开心扉，愿意与之畅谈整日，真可谓一日不见便生思念。而与峙之相会，则常促膝而谈，挥洒自如地讨论学术，其中洋溢着欢乐与庄严，使得我的心灵得以净化。因此，尽管二君年纪尚轻于我，却无疑是我的良友和诤友。
文章的字句之间，彰显并验证了周恩来、李、吴三人之间独特的契合点。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品格及学识，都怀有极高的敬意，并对“这位知心朋友的未来前景”做出了预言。吴国桢自幼便显露非凡天赋，四五岁时便已能熟练地逐字倒背《三字经》，被誉为“神童”。周恩来对这位年幼的小兄弟特别疼爱，其中自有其因。
吴国桢所公开的日记篇章共计十八篇，篇幅约达五千字，内容主要围绕阅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经典著作的感悟，以及他在校园中的学习与生活点滴。在这十八篇日记中，有三篇特别提及了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这亦是迄今为止所能查见的吴国桢关于周恩来最早的文字记载。
闲暇之余，我与周翔宇（恩来）、刘浩、沈祖征等同仁共同商讨球队训练的诸多事宜……
四月八日，我与童子部队的队员一同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参加筐球比赛。清晨七点半，我们从学校出发，共有十一人同行，其中包括担任向导的姜更生先生。会长周翔宇君亲自送我至门口，并祝愿我们凯旋而归……
课余与好友周翔宇探讨会事，翔宇言道：“处理会务应当秉持开诚布公的原则，对于有益于会务之事，理当全力以赴，如此方能使会务得以蓬勃发展。”我回应道：“岂止如此，治国亦需遵循此道。今观袁项城，因待人以不诚，以至于落得身死之境，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古语有言：待人以诚，用兵出奇，难道不是至理名言吗？”翔宇听后，连声颔首，继而赞道：“你说得太好了！”
周恩来虽谈锋甚健，却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甚至未曾向他人提及过自己的父亲。尽管他频繁造访我位于北京的居所，却仅邀请我踏足过一次他天津的住所。在偶然的闲谈中，偶尔能从他口中透露出一些信息，我推测他的父亲或许早已离世，又或是陷入了某种不光彩、难以言说的困境。”基于此，吴国桢推断周恩来或许面临着某种家庭困扰。
夏至1917年，未完成的学业便先行，吴国桢踏入了清华园，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学习生涯。与此同时，周恩来亦在领取毕业文凭之后，与吴国桢同步离校。同年8月至1919年4月，周恩来远渡重洋，赴日本深造，期间亦曾回家省亲。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5月，两位志士分别在北京与天津两地，投身于这场激荡人心的抗议活动。9月，周恩来步入南开大学的校门，次年11月，他踏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征途。在周恩来启程之际，两人仍频繁通过书信和会面保持着联系。李福景于南开后，亦随周恩来一同远赴欧洲寻求勤工俭学之机；归国之际，他投身技术领域，此后便在京奉铁路担任职务，未曾参与任何政党或政治事务。此后，吴国桢屡次探询李福景的音讯，却因自身长驻南方，与李的会面始终遥不可及，两人的关系渐行渐远，直至彼此未曾再相见。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
针对此问题，吴先生提出，我们应深入探究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以探寻其背后的原因。“毋庸置疑，我们均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家境既非富裕亦非贫寒。我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然而周恩来却并非如此。他自幼由伯父抚养长大，元鼎证券_元鼎证券手机版_最新股票配资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一切安好，但在我心中，总有一丝不安。他显然抱负远大，但南开中学毕业后，他却未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不得不自行谋生。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雇佣了大量能熟练使用外语的翻译随行，周恩来恐怕永远没有出国的机会。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内心一定饱受煎熬。正是借助那次机遇，他踏上了法国的土地，深入那场大屠杀在欧洲引发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从而狂热地信仰了共产主义理论。”至于李福景，他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继承了两位叔叔的姓氏，两位叔叔均无子嗣，他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庇护，人生道路自始至终都被规划好了。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选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欧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发起组织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从巴黎回国。
一位身处美国，另一位漂泊于欧洲，他们虽已失去联络，却各自沐浴于西方两种迥异的政治理念——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的滋养之下，进而踏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吴国桢回国后，一直找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说他已经回国，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任职。一次有人告诉吴国桢，周恩来可能在汉口，吴遂前往寻找，但没有结果。回国之初，吴国桢应张君劢之请，曾短期出任位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国立政治大学的教授，他的志向却始终不在于学术领域，而是投身于政治。在蒋作宾与孔庚的引荐下，他迅速加入了国民党。在1927至1928年间，他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以及交际科科长的职务。
一日，吴国桢抵达上海法租界拜访友人，于无轨电车上偶遇一位蓄有络腮胡子的男士，其步态与面容特征令他联想到昔日好友周恩来。吴国桢遂上前攀谈，对方却否认认识吴。吴自信地回应：“你的嗓音分明是我的老友周恩来。”然而，对方却坚决否认。电车停靠后，该男子迅速下车，头也不回地融入人群。这究竟是否周恩来？若真是他，为何不愿相认？或许自国共分裂以来，周恩来已成为通缉名单上的重要人物，悬赏高额奖金，因此他既怕暴露身份，又担心牵连吴国桢。然而，这仅是猜测，真相究竟如何，唯有历史可解。
周总理（左侧）、吴国桢（正中）南开中学时期的合影
自1928年起，吴国桢转任华中地区，于1932年初，他一度临时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一职。蒋介石对这位年轻而睿智的留美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便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当时吴国桢年仅二十九岁，其仕途可谓一帆风顺。相较之下，周恩来的命运则截然不同。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力量，他在1927年8月1日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此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随后，他又前往了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难以想象他那样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个我在南开所了解的人，竟会真的去信奉共产主义。”
蒋介石在汉口设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
然而有一件事令吴国桢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31年，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了，他立即被带到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供出了约三十个散布在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还揭发说，周恩来对许多这样的组织有一种监督权，而且还训练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昔日，顾顺章居于上海公共租界之中。鉴于国民政府对租界无警务管辖权，遂决意从汉口派遣一支特别小队，以对顾氏家族实施秘密护卫。于是，在匆忙之中，从吴国桢主管的市警察局中抽调了一名警官。然而，此人不久便归队。他向吴透露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顾顺章一家已然遭到“处置”，据一位邻居证实，一位与周恩来外貌极为相似的人物亦曾出现在现场。这则情报让吴国桢深感忧虑，尽管他多方核实，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足以推翻这一说法的反证。吴国桢此刻迫切想要探明的，是周恩来是否真正发生了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究竟是怎样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终于迎来了这一契机——两人阔别二十年后在汉口重逢。
合作抗日
历经长征之艰与西安事变之变，周恩来踏上了国共二次合作的征程，抵达汉口。彼时，他已非昔日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通缉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同时肩负着“陕甘宁特区政府”及“八路军”的使命。
自南京沦陷之际，武汉三镇跃升为抵御外侮的关键据点。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公务繁重，日夜操劳。一日，他下班后步履匆匆返回家中，妻子黄卓群忽然告知，周恩来先生曾来访，并留下一张名片作为纪念。吴国桢闻言，立刻动身前往八路军在汉口的办事处。大石洋行（旧租界街89号）终于，他们迎来了久别重逢的首次相聚，紧紧相握的双手间，礼貌与温馨交织。
吴国桢夫妇
吴国桢曾言：“纵使岁月流转，周恩来总理的外貌依旧未改，其特色依旧与昔日在校园时无异。岁月与无数艰辛的经历似乎未曾在他那光洁而俊朗的脸上留下丝毫痕迹。”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
餐后，周恩来向吴国桢提议：“我需予以回礼，不过我下榻之处条件相较此处略显简陋。不知能否借用府上，今日再聚，由我负责点餐，以续往日情谊。”吴国桢欣然同意。到了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这是汉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而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气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点醉了。南开同学段茂澜冒昧地问周恩来：“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块钱”。“就这些？”大家吃惊地叫道，周说就这些。于是有人问：“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说：“由我的党来付。”又有人问：“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说：“也是党提供的。”还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氏夫妇俩。周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说满意。周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周说：“我也一样。”于是就告辞了。
二十年后，两人在欢声笑语中重逢，然而，吴国桢心底对这位旧友却难以掩饰的疑虑与警觉。吴曾在1955年感慨地述说：“对于不太熟悉他的人来说，周恩来似乎始终如一，没有明显的变化；然而，对于我这样深知他的人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在南开那段时光里，我便能凭借直觉区分出那位擅长饰演女性角色的周恩来，与那位向我倾诉衷肠的周恩来之间的细微差别。而在汉口再度重逢之际，我惊讶地发现，那个真实的周恩来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位在交谈中扮演演员角色的周恩来。”
尽管如此，两人间的表面关系始终维持着友好，双方都默契地避谈国家政事，以免触及私人情谊的敏感之地。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国桢答复说还在。周恩来表示：“我的厨师已经离开了，我想与你共进最后一顿饭，我会想办法弄到一些酒。”不久后，周恩来果真带来了两瓶上等红葡萄酒。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是否出发？”吴表示：“我稍后再走。”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提议，我们一同离开？”吴坚持原意。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后来都抵达了重庆。吴国桢事后认为，周恩来此举可能是出于统战的考虑。
在重庆岁月，吴国桢曾历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与此同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亦常驻重庆，其寓所便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吴国桢忆述：“自公共场合或会议之外，我们鲜有相会。”追溯至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尚可算得上和谐，但随着进入中期，纷争频仍。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几近使两党关系破裂。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对吴国桢与周恩来之间的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开校长张伯苓
彼时，南开校友总会推举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与杜建时五位杰出校友担任总干事。吴国桢与周恩来不时相约至津南村南开中学相聚，亦或共赴张伯苓先生府上进餐，彼此相遇之际，常因政见各异而引发激烈的讨论。面对两位得意门生，张伯苓巧妙地调解道：“若你们俩能停止争执至深夜，那我国的繁荣昌盛指日可待。”自然，这段裂痕并非老校长的一番言语便可轻易填补。吴国桢兄长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
经过数年的交往与审视，吴国桢深刻领悟到周恩来已然成为中共阵营中一位极为重要且极具影响力的角色！”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
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针锋相对
提及抗战年代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其关系不妨以“密切合作，偶有分歧”来描绘。然而，进入国共谈判与内战阶段，二者便转而形成鲜明对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国共两党为争夺国家统治权所展开的激烈角逐。
在国共和谈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肩负中共代表团团长的重任，穿梭于延安、重庆、南京及上海等地，而吴国桢则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尽管吴未能亲临和谈的现场，然而，作为政府一方的主导新闻发言人，他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民大会等诸多议题上，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辩论。这两位曾经的密友，为了各自政党的大义，频频借助媒体发声，直言不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相会之际，争论往往伴随着坚定的原则，吴国桢回忆道：“初至南京之际，他便曾前来拜访。当时国民党军队刚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于这一武力占领行为，他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而我，自然站在我国政府立场上，因此那次会面气氛颇为紧张，对话并不融洽。”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亦频繁往返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公务之余，便选择在马斯南路下榻。（今思南路）位于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官邸。在此期间，周恩来夫妇曾探访吴国桢夫妇，四人共聚一堂，举办了一次茶叙。然而，两人间的裂痕已深，交谈寥寥，仅限于应酬之辞，生怕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七月之际，社会上流传着中共将派遣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的传言。对此，周恩来特地与吴国桢会面，并向他保证：“此言绝无根据，切勿轻信谣言，切勿因此惊慌失措。”到了十月，周恩来再次造访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称自己在上海外出时，总是遭到特务的跟踪。吴国桢辩称，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不久之后，周恩来离沪，尽管他们各自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旅程，但此后再也没有相见。
周公馆，思南路
彼时的上海，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亦成为了国共两党争斗的焦点所在。在这一系列纷争中，吴国桢屡次挺身而出，直面冲突与纠纷的现场。因此，他多次将周恩来视为制造混乱的幕后推手！在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中，两位将领作为各自阵营的核心力量，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以独特的角力方式，在无硝烟的战场上相互较劲，你来我往，斗智斗勇。
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
战犯归战犯，人才归人才。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行列中，吴国桢以其平易近人、勤勉敬业和行事干练而广受赞誉，其行事风格与传统的官僚阶层有着鲜明的差异。对此，周恩来亦给予了认可与赞赏。1949年4月25日拂晓时分，一场严重的火灾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肆虐，导致五十九辆电车化为灰烬。在火灾的善后处理过程中，市公安局的官员们显露出了官僚主义的弊病。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斥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到现场，甚至连知都不知道，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在重庆当市长，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和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周恩来随即发布指示，今后遇有北平市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与处长必须亲自赶赴现场，调查事故详情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隔海关注
历经国共内战的激战，中共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标志着这场战争的阶段性落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高高升起，标志着新中国的正式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在吴国桢即将目睹上海易主之际，他选择了辞去职务，前往台湾。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于1949年12月特任命他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逐渐崭露头角，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与陈诚，跃居为第三把交椅。
一方高喊“解放台湾”，另一方力主“反攻大陆”，吴国桢与周恩来之间的较量仍旧激烈展开。即便在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至极的时期，国共两党高层人士仍通过中间人维持着若干秘密会晤，然而，周恩来与吴国桢之间的联系却自此中断。周或许会认为，吴的反共理念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实现策反他似乎几无可能。实际上，那时的吴国桢亦随身携带氰化毒物，一旦遭遇不测，便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经过数年的对峙，吴国桢一方遭遇了重大转折！在他掌权期间，对“民主政治”的执着追求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吴国桢辞去了“台湾省主席”的职务，不久后便赴美。次年2月，吴国桢利用美国新闻媒体对台湾当局发起猛烈抨击，标志着他与当局公开决裂。吴国桢虽反蒋，却与共党并无瓜葛，其反共态度甚至比反蒋更为坚决。自流亡生涯开始，他起初选择了芝加哥郊区的埃文斯顿作为暂居之地。Evanston以撰写报纸文章和发表演讲为生计，我偶尔亦会为美国的反共政策和远东战略提供咨询建议。
1955年12月，他完成了长达数页的英文长篇手稿，名为《夜来临》。Night Approaches这部作品既是他的个人回忆录，同时也深入回顾并研究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成功之道。在书中，吴国桢对周恩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讽刺地称其为“天才的表演者”。吴国桢为何采取如此尖刻甚至侮辱性的言辞来对待昔日友人？据他所述，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周恩来“真正的本质”，防止其继续成为阻碍自由世界的障碍。。一方面，国土易主，另一方面，又未能得到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接纳，这使得吴内心充满了愤懑，以至于多次言辞激烈。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先生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有幸受到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裴斐教授的亲切接待。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本次采访的主题聚焦于1946年至1953年期间，吴任上海市长及“台湾省主席”期间的政务生涯。在采访内容中，有一章节特别探讨了吴与周恩来之间的交往，相较于《夜来临》一书中的表述，此部分的措辞显得更为和缓。
1962年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倾力推出吴国桢所著的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永恒之境之路）本书以1900年至1949年间北方某地区的沧桑巨变为故事背景，其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兰玉文与何大刚，分别以吴国桢与周恩来为创作原型。在书卷的终章，何大刚终悟到了主义之“欺骗”的真相，痛改前非，与兰玉文携手同行。然而，这种情节的设置或许仅仅是吴国桢的一己之愿。谈及《永定巷》的创作初衷，吴国桢曾言：“小说之力，在于让更多人洞悉历史的真实面目！”
1965年，吴国桢迁居萨凡纳。Savannah应聘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阿姆斯特朗州立学院）东方历史与哲学领域的资深教授，直至1974年光荣退休。据其同仁所述：“国桢曾多次提及他与周恩来同窗之谊，他常常以此经历来阐释周恩来对时事的应对举措及潜在的反应。”纵然相隔万里海域，吴国桢虽身居野处，却始终对朝中的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和吴国桢早在1954年就脱离政坛不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间，他和毛泽东几乎主导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进程，其历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评说。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吴国桢，这里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首先，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先生在天津与世长辞。在随后举行的悼念活动中，周恩来总理对南开校友们说道：“小吴，他能回来吗？”
其次，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在1950年代初曾拜访同乡董必武寻求帮助。董必武一眼便认出他是国桢的叔父，便立即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他协助解决此事。周恩来得知后，便将吴经文安置于文史委员会任职，直至他1976年离世。
其三，1972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的关系得以恢复。在此背景下，一群美国华裔科学家访问我国，其中不少人与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相识。抵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待了他们。在交谈中，周总理突然提问：“在座的各位，谁了解吴国桢目前的状况？”这一问题连续提出数遍。尽管多数团员对吴国桢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大家都相互观望，没有人敢率先开口回答。。
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同志的离世令吴国桢深感悲痛。世界各地报刊纷纷刊登悼念文章，其中纽约的报纸尤为引人注目。吴国桢对每一篇都悉心阅读。有一篇文章提及，周恩来同志每次赴沈阳，总会亲自探望一位老友，或是至少通过电话表达问候，这一传统持续了多年。尽管文中并未透露老友的名字，吴国桢却推测，这位老友便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乘龙快婿，俞益元博士自美国归来，抵达北京参加学术盛会。此时，齐燮元的千金特地前去看望了俞博士。齐世时，与俞父交厚。赠予了一张周恩来与吴国桢昔日合影。该图摄于1917年南开中学春假期间，两位少年于北京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周恩来当时年方十九，而吴国桢则为十四岁。周恩来身着一件轻薄的长大衫，吴国桢则身着童子军制服。周恩来坐在舒适的靠椅上，吴国桢则站在椅子之后，两人手牵手，面露笑容，情谊深厚。原本周、吴各自保有一张，然其后均不翼而飞。至于齐女手中的这张照片，其来历亦无从追溯。
俞益元归国后，将此照献给了自己的岳父。吴氏阅后，不禁触景生情，沉浸于往昔的回忆。不久，他在照片的背面题写了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文字之间，凝聚了吴、周间交往的轨迹，亦渗透着吴国桢的依依不舍与淡淡忧伤。往昔的恩怨情仇，此刻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而逝……在同期人物中，诸如吴国桢与周恩来这般“同窗却异途”的案例屡见不鲜，即便是血统相连的宋氏姐妹也不例外，她们因信仰与政见的分歧，直至生命的尽头也未再相见。这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悲剧！
吴国桢晚年十分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极为赞佩。他曾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拟于1984年9月回国访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典，其间也必然要走访他曾与周恩来共度少年时光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然而，天不遂人愿，6月6日他在美国的寓所突然去世。耄耋之年，吴国桢之所以打算返回内地，并不表明其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主要还是因为他思念故土，希望中国富强。正如其夫人黄卓群所释：“虽然他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对大陆寄予希望。他曾说，像现在这样好好地做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一大强国。”
周恩来自少年时期便立志“以读书助力中华之崛起”正规配资平台app，此志愿亦是他心中所深怀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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